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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奔走于生死之間的器官捐獻協調員:每個人的故事,都值得訴說

    作者: 來源:錢江晚報 時間:2020/11/19 09:25

    何炯在宣講會上給聽眾科普器官捐獻 見習記者 陳馨懿 攝

      她是器官捐獻協調員,奔走于生死之間

      即使看多了生死,她常常也會忍不住流淚,因為——

      每個人的故事,都值得訴說

      46歲的何炯,似乎很難逃離“悲悲戚戚”的工作。

      20年的護士生涯,她一直在浙醫二院重癥監護室,工作常態就是生命的脆弱和無助。

      38歲的那年,她調離護士崗位,成了省紅十字會一名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。

      對大部分人來說,這是一份陌生的職業。直白點說,就是針對臨床上確認腦死亡的病人,勸說其家屬捐獻病人的人體器官。太過冰冷和殘忍的這份工作,何炯更愿意詮釋為“生命擺渡人”:拯救一個生命,延續一個靈魂。

      認識何炯,源于最近杭州本地論壇上一則討論器官捐獻的帖子。發帖的姑娘和父母在這個問題上產生了嚴重的分歧。

      器官捐獻,對一方意味著死,對另一方又意味著生,抱歉、卑微、感激、幸運……人世間似乎沒有哪一個決定讓人如此糾結。

      8年時間,何炯和同事們勸說了四五百個家庭,成功的有一百多例,這已經是一個了不起的數字。其間遭遇冷眼和不理解,甚至謾罵。

      “每個人的故事,都值得訴說。”何炯將這些故事裝在心里。

      因為你能做這個工作

      躺在病床上的那些青年與中年,往往因為一場意外或一次突發疾病,讓他們基本符合臨床腦死亡的標準:比植物人更糟,沒有恢復的可能,不再有自主呼吸。

      和真正的死亡,只有一臺呼吸機的距離。

      拔掉呼吸機,不用太久,他們的心臟就不再跳動,血液也停止流動。再過五分鐘,沒有取出的器官就會冷卻凝固。

      每凝固一個器官,就意味著平均一百五十位等待器官移植的人,失去一次機會。心、肝、腎衰竭的患者,根本來不及讓希望變成失望,因為等候列表里,新的病人進來,舊的病人已經離世。

      但如果捐獻器官,一條生命,至少能拯救另外三條生命,讓三個家庭重燃希望。

      這些信息都在何炯的心里。

      有過20年重癥監護護士的工作經驗,做過浙江第一例肝移植特護,這些都是她如今成為協調員的優勢。

      但即便如此,她依然很難在開始介入時單刀直入介紹器官捐獻的種種好處。

      懂得換位思考,這也許就是她在2012年,被選中為浙醫二院第一位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的原因吧。

      “只有你能干這個工作。”就是這么一句話,何炯上崗了。

      她知道這個工作難,卻不知道有這么難。

      器官捐獻,實行直系親屬一致同意的一票否決制。即使到捐獻前的最后一刻,都可以反悔。為了照顧家屬心情,何炯不會刻意穿工作服掛上證件,普通得就像穿著嚴肅的圍觀者。

      “你好,我是紅十字會的協調員。”這是見到家屬時,何炯的開場白。她故意省略了“器官捐獻”四個字。因為她知道,這個詞有時候比“死亡”還要敏感。

      正因為敏感,所以每一個措辭,每一個停頓,她都很謹慎。

      何炯說自己是幸運的,遇到的家屬都挺溫和,只是“溫和”的背后是堅決的反對。

      在不少人根深蒂固的思維中,完整即是圓滿。大部分家屬也有這樣的理解:“器官都捐了,還能拼湊來生嗎?”這成為了何炯工作最大的障礙。

      2010年至今,浙江省有將近1500個器官捐獻案例,生前表達過意愿的只有二三十人。

      而勸說成功的概率,是非常低的。所以,每一次在和家屬見面之前,何炯都要預演各種可能發生的情況。“人與人的溝通沒有任何模式可以套,非要說的話,要讓家屬知道我是來幫助他們的,而不是來索取的。”

      他/她有知情的權利

      “我努力了,但我不強求”是何炯做協調員的心態。她堅持任何事情都應該在平等又真誠的環境下被促成。

      在勸說過程中,她都盡量放低音量,柔聲細語。“你們有沒有想過患者去世以后怎么辦?”這是她用來引入話題的一句話,大多數人都沒有準備好親人的突然離世,“我只是給你們一個建議,你們可以聽聽看。”

      介紹完器官捐獻,何炯會給他們足夠的時間和空間思考,不會死纏爛打。

      克制很重要,要讓家屬自己做決定。曾經有家屬捐獻了又后悔,抱怨要不是協調員一直跟著自己,他們怎么會心軟答應。“我要是聽到家屬這么說,我會很難過的。”

      她當然希望,人體器官捐獻成功的案例越來越多,只是有些意外不能避免。

      曾經,一個女人遭遇車禍,兄弟姐妹和子女都同意了器官捐獻,卻向年邁的母親隱瞞了這個消息,老年喪女,沒有人能承受。家屬提出代簽,但何炯拒絕了,“雖然很可惜,但老母親有知情的權利。”

      一天行駛800公里只為跟家屬見上一面,這么多年都不敢出遠門因為要24小時待命,不敢穿顏色太鮮艷的服裝會影響家屬的心情,給予家屬工作之外的私人幫助……這些,都是協調員的日常。從業8年,原本就感性的何炯,似乎變得更容易流淚了。

      “即使看多了生死,常常也會忍不住,情感的沖擊實在太大了。”

      我想聽他叫我一聲“爸爸”

      一般來說,為了避免被情感左右判斷和行事,協調員不和受助者接觸。

      8年來,只有一次,何炯無意間打破過“零接觸”。

      她在病房里碰到了那位年輕的受助者。一米八的大高個,三十來歲,很帥氣,因為心臟衰竭無法躺著入眠,需要打針才能坐靠著瞇會兒。是否還能等待到一顆健康心臟,他不知道。

      何炯目睹著這一切,心里很難受。

      她心理建設了一陣,還是下定決心,再次聯系了各項指標都比較匹配的捐贈者的家屬。捐贈者是一個因意外而過世的女生,父親和哥哥已經同意捐贈女孩的腎臟、肝臟和眼角膜了,但是心臟除外。

      “受助者是一個丈夫,一個爸爸,一個兒子。一顆心臟,救的不僅僅是他一個人,而是他的一個家。”何炯說得真誠,最后打動了那位女生的父親。

      這是何炯第一次為了受助者而“努力糾纏”。幸好,結果如雙方所愿。

      但女生的父親有一個條件:“我想聽他叫我一聲‘爸爸’。”

      多無力又動人的要求,何炯沒有理由拒絕。

      心臟移植手術之后,何炯來到了受助者的病房,撥通了電話,兩個陌生男人,因為那一聲“爸爸”,聯系在了一起。

      何炯并不知道電話那頭,女生的父親是否泣不成聲,但她知道那一聲,彌補了遺憾。(本報記者 楊茜 見習記者 陳馨懿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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